“尊师重道，薪火相传”，既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校训，也是北电新生们正在做的。向“师”学习“道”，并用这些电影的专业知识为大学生做知识服务，这是这些正在学习电影的年轻人想要去尝试和发展的。这次采访我们邀请到了新生中的一员——仇桐。从一开始的闲聊到采访式的交流，字句间流露着他对电影的独到见解。
仇桐说这个社会是由一代人对一代人的反叛而向前发展的，反叛不同于批判，前者不相信权威，但尊重知识，并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决问题，采取措施。从这个角度看他更像是一个反叛的“实践家”。
谈及学习电影的初心，仇桐说：“电影以人性打动人的这个过程很神奇。艺术是处理好生活的一环，也是教育的一环。艺术首先应对的是生活，更高的艺术才是本质、思考。”艺术源于生活，却高于生活，艺术的输出也是一种思想的输出。此刻电影似乎成了人们解脱的窗口，它更是人们反观自我生活状态之后而升华出的一门艺术。
在创作方面，作为一名编剧学习者，仇桐认为回到故事本身是电影就应有的样貌，要用事件本身的戏剧性来推动电影票房增长，而是不发展明星价值观来博取眼球，电影发展中只依靠流量明星来寻求市场利益是不可取的。在个人利益与艺术价值冲突的问题上，仇桐开玩笑地说自己以后“主要做自己想做的，然后顺带赚钱”。
“在创作的一开始，可能会遭遇很多挫折。这点有思考过吗？”
“有人说创作就是不断地证明自己毫无才华却不得不继续的过程。这个证明自己的过程，是要证明自己是一回事儿，就需要学习，学习一切，并避免任性。”
“像毕赣拍的《路边野餐》就获得了国际上的一些认可，是否证明此刻很多人能够独立创作自己的电影了呢？”
“自我拍片有前提，首先是想法是不是值得被实现，还有潜力的思考。什么高度够资格，能够看看数据是什么样貌的，毕竟数据是公平的。”
“很多娱乐性的电影也是有它的好处的吧？”
“电影是需要幽默感和娱乐性的，艺术家本身要装得下整个世界，要和观众有交流，这点是到达深刻内核的前提。但即使是深刻的创作也要有幽默感。就比如安迪·沃霍尔的一些创作，有着知识分子的幽默感。像杰出公民、蛮荒故事这类电影也有自己的幽默感。”
“你的反叛精神根源于哪里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叛性？”
“在一个经验主义的社会，老一辈往往会轻视年轻人。但社会的未来要以批判前人的方式来发展，但批判的同时也要保有尊重。”
很有意思的是仇桐对于离经叛道的解释，他虽是“反叛者”，但在他看来：“离经叛道，却不能离道，所有人不玩这个游戏，就是叛乱，政府高于一切艺术层次。”陈丹青说：“在中国谈任何事都务必谈语境。”在这个语境下，仇桐比起做一个功利主义者更愿意去做一个人民艺术家。“国家很伟大，没有任何人高于任何人，社会主义的公平，给大家创造了这个机会。”“艺术家就应和人民在一齐，而不是和自我在一齐。”如何讲好中国故事，传递中国文化是他们正在尝试并为之努力的。
由此看来，“仇桐们”是一群不惧权威，敢于反叛并努力尝试做好电影的人。在电影上追求幽默感，反对经验主义，提倡批判和创新。找问题，敢尝试，善发展。太多的标签，太多的定义，这便是他们，一群胆大并敢于尝试的年轻人。在仇桐身上仿佛能够看到我们迫切想要成长的心。但一切还需要慢慢发展，思考未来如何前行。
因为经历不同，老一代人对新一代人的了解有局限，同样的新一代人也对老一代人的认识有局限。因此，思想上的冲突会时有发生，对不同思想的接纳既是尊重的行为，也是宽容的表现。在互联网的影响下，我们这一代人接触到的信息量是以前无法比拟的，新一代的年轻人也因此对电影有着更多样化的看法和见解。但在实践等方面，或许年轻的一代需要总结老一辈的经验来审视自己的发展。
所以，有着艺术梦想的人们想要被听见，务必懂得革新与借鉴。